据《华盛顿邮报》等多家美媒报道，前总统特朗普正推动在共和党新版减税方案中，设立针对超高收入群体的39.6%最高税率等级。根据提案细则，个人年收入超250万美元、家庭年收入超500万美元的纳税人将适用该税率，较现行最高税率提升2.6个百分点。
一位消息人士对媒体称，特朗普在周三与美国众议院议长约翰逊的通话中提出了这一要求。他还重申，希望废除风险投资与私募股权基金经理享有的“附带权益”税收优惠（carried interest）。不过，目前还不确定，这项提案是否也会扩大对部分小企业主的减税优惠，这些企业通常是通过个人报税来申报收入的。若获国会批准，顶层税率将重回2017年税改前水平。
这项增税计划旨在平衡财政压力。知情人士透露，特朗普团队试图通过"向金字塔尖征税"，为延续其标志性的2017年减税政策争取空间，同时落实取消小费税、加班费免税等竞选承诺。更具争议的是，该方案重提废除私募基金经理的"附带权益"税收优惠——该条款允许投资利润按20%资本利得税率计税，而非最高37%的个税税率。
美国超高净值群体的税收筹划手段远不止于此：
1、慈善信托工具：通过设立CLATs（慈善领先年金信托）或CRUTs（慈善剩余信托），将资产增值部分转移至免税慈善机构，同时为家族保留年金收益。
2、离岸架构：利用开曼群岛、巴哈马等地的空壳公司持有资产，通过"递延纳税"规则延缓资本利得税缴纳。
3、遗产税漏洞：GRATs（赠与人保留年金信托）允许将资产增值部分免税转移给继承人，据IRS统计，全美前1%富豪通过该工具年均避税逾百亿美元。
4、穿透实体避税：约60%的私募股权收益通过S型公司申报，将管理费收入转化为税率更低的股息收入。
这项"劫富济贫"的提案在共和党内部引发剧烈震荡。参议院财政委员会主席麦克·克拉波（Mike Crapo）在接受《政客》杂志采访时直言"并不兴奋"，其背后折射出共和党建制派的深层焦虑——据《华尔街日报》统计，2020年大选周期中，年收入超百万美元的富豪向共和党捐赠了2.7亿美元，占该党募资总额的38%。众议院筹款委员会主席杰森·史密斯（Jason Smith）提出的替代方案，则将矛盾焦点转向遗产税改革：主张将个人遗产税免征额从当前的1300万美元提升至2500万美元，并将家族企业的免税传承门槛扩大三倍。这种"拆东墙补西墙"的税改思路，实则延续了共和党一贯的"财富沉淀"策略。
尽管两党都声称要严打富人避税，但IRS审计数据显示：年收入千万美元以上群体的实际审计率从2012年的16%暴跌至2022年的2.3%。更令人震惊的是，全美前0.01%富豪（年收入超5400万美元）的审计案例中，86%最终以"技术性调整"结案，实际补税金额中位数不足申报收入的0.7%。更值得关注的是，白宫2023年承诺的800亿美元税务执法预算，在国会审议中被削减至580亿美元，严重制约了跨境税务稽查能力。有趣的是，根据财政部监察长报告，2023年针对跨国公司的转移定价调查中，有31%的案件因"缺乏精通区块链技术的审计人员"被迫终止。
特朗普税改2.0版暴露了保守派财政路线的根本矛盾：既要维持"小政府"的减税承诺，又面临社保医保支出的刚性增长。通过向象征性的顶级富豪增税来换取中产减税政策的延续，本质上是种政治精算——既能回应民主党"向富人开刀"的舆论压力，又不至于过度冲击共和党金主集团。但现实中的税收再分配，或将再次沦为"雷声大雨点小"的制度游戏。
